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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慶橋建于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由崇安縣縉紳朱敬熙（1852-1917）為母獻壽捐建。“（崇安）南郊阻大河，行者病涉，敬熙秉母命，以三萬金創(chuàng)馀慶、垂裕二橋，雄偉為閩北冠”（民國《崇安縣新志》）。馀慶、垂裕二橋在崇陽溪的溪中洲（師姑洲，又名沙古洲）處相接，所構成的姐妹橋組合，曾經是閩贛古道上輝煌的交通巨構，著名的民生工程，也是當地百姓心中恒久的慈善豐碑。它雕塑般地屹立于古城南郊，讓往來商旅對素有“閩邦鄒魯”與“金崇安”之稱的古城，未臨城池便仰止起敬。抗日戰(zhàn)爭時期，垂裕橋毀于火災，橋墩也在文革期間拆毀，馀慶橋歷經了百余年滄桑獨存至今，尤為珍貴。她見證了崇安清朝、民國與共和國的風云，定格了武夷山一個豪門望族的曾經輝煌，濃縮了武夷山一段慘烈嬗變的近代歷史。
余慶橋為伸臂斜撐木石結構虹梁拱形古厝橋，宏偉、古雅、莊重，極具工程美、藝術美與人文美等審美價值。在工程科學美上，該橋是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木構虹拱橋梁的活化石。雖然我國東南地區(qū)木石廊橋仍存多處，但像馀慶橋構造如此科學，同時工程體量如此宏大，卻絕無僅有。該橋兩臺、兩墩、三孔，凈長近80米，寬近7米，拱高近9米。當年馀慶、垂裕二橋同時建造，且垂裕橋更長。如此浩大的工程，所耗上等木材與石料均以萬方計。如果說所用大量上好杉木作為林區(qū)的武夷山尚能自給，那么八座橋臺及橋墩所用的巨量花崗巖石材來源于何處，如何運輸，同樣令人稱奇。兩座廊橋的臺與墩均由青褐色花崗巖精工雕砌，其中大的條石每塊重逾三噸。而據調查，崇安城區(qū)方圓十里并無這類石材礦源；這些石料至少要到崇溪上游20公里遠的西溪采運。當年的崇溪上游，陸路為不能行車輿的鳥道，水路為急淺石攻舟的小溪，如此大塊而巨量的石材怎樣搬運，至今仍是當地百姓街談巷議的謎團。至于其利用木結構斜撐懸臂分解傳遞受力原理制成虹形拱梁，用石板卵石作為橋面壓鎮(zhèn)以抗風抗震，用亭式長廊黛瓦披覆以防雨防腐等設計，也有極高的工藝技術和科研價值，在世界橋梁史上有著顯著的地位，倍受各界專家稱贊。
在建筑藝術美上，余慶橋是江南風雨廊橋的經典。當年的朱敬熙也許將整個崇城南郊作為一座園林，馀慶及垂裕橋即是建于其中大氣而精致的亭廊水榭。兩廊橋如龍似蛟，追逐戲游于南郊河洲之上，給崇安古城增添了靈動與祥瑞。馀慶橋由長廊、中亭、門樓、虹拱、緩坡橋臺、船形橋墩完美組合而成，“增一分嫌長，減一分嫌短”，很好地體現了和諧對稱的傳統(tǒng)審美意識，令人稱絕。馀慶橋主體為西北—東南走向，而其東臺坡道卻忽折向正東，呈蒼龍擺尾之形。這是該橋設計上的獨運匠心，她在保持傳統(tǒng)建筑對稱美的同時，又打破絕對勻稱的俗套。這一創(chuàng)意毫不遜色于“畫龍點睛”中的點睛之筆，使該橋驟然生動起來。該橋臺的如此設計，還有諸多風水學上的奧妙，使其更加引人入勝。馀慶橋不僅自身美輪美奐，與周邊環(huán)境也相得益彰。其東側有兩棵蒼勁蔥蘢古樟的烘托，西端有一條青荇油油的古人工河緩緩穿流的映襯，當秋冬之季，夕陽徐降，光芒透射過橋上的木柵欄桿與暮歸行人，便構成南門八景中最唯美絢爛的“馀慶夕輝”麗景；當春夏之交，空蒙煙雨迷漫于洲渚之上時，遠遠望去，余慶橋組群又似“海市蜃樓”仙境。馀慶橋體量宏大但仍十分注重藝術細節(jié)，其中不乏精雕細刻之作。僅如四座臺墩上的巨大鳥首，便極具文化匠心與藝術感染力。它雉喙鳳眼，昂首雄立于臺墩的迎水面上，船形的墩體自然地成為該鳥的身軀。據說這是一種叫鳶的水鳥，朱熹有“鳶飛月窟地，魚躍水中天”聯(lián)句。該鳥居月宮仙境，有制洪魔神力，常嬉浮于波峰浪表。將每座臺墩設計雕琢成該鳥的形象，既寄托了“鳶飛月窟地”的高遠情懷，也寄托了該橋騎在水鳥背上能“水漲橋高”不懼洪魔的虔誠祈愿。因此，余慶橋不僅僅是一座古代交通工程，同時還是一座深涵民俗傳統(tǒng)底蘊的建筑藝術巨構。
可惜的是，余慶橋因失火嚴重，于2011年5月28日下午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