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土力學的開拓人
2011-01-06 來源：中國橋梁網(wǎng)
我于1941年從清華大學畢業(yè)后即在茅老領導的橋梁設計處工作，與王序森、劉曾達、胡世梯、趙隧章等一起，朝夕共受茅老的教益。
茅老不僅是橋梁專家，他對于土力學也很有造詣。當時土力學尚屬新興學科。茅老1942年在貴陽時便常對我談論研究庫倫土壓力經典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以及他的見解，并曾向國際土力學學會的創(chuàng)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討論。 1950年我重返茅老領導下的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時，正值解放后全國基本建設工作面臨許多復雜的地基基礎問題，各部委、各省市都急需土力學與基礎工程方面的人材與技術。這時，茅老認為從全國建設工作的需要出發(fā)，我們應盡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學知識。 1952年在北京以鐵道科學研究院和清華大學的土力學專家為核心，成立了中國土木工程學會下的土力學小組，每個星期日在北京科學技術協(xié)會舉辦公開的土力學學術交流和普及講座。在茅老親自領導下，這個學術小組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各個不同部門和不同行業(yè)的土木工程科技人員中，形成了濃厚的學術研討興趣和團結協(xié)作風格。每個星期日，常用個人業(yè)余時間參加土力學學術活動者達百人以上，由陳梁生、盧肇鈞、周鏡、陳仲頤、黃強、張國霞、陳志德、陸孝斌等同志輪流主講和組織討論。在茅老的倡議下，這種土力學學術活動也逐漸傳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
1957年，茅老主持成立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并向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主席太沙基教授去信，要求接受我國學會作為國際土協(xié)的團體會員。太沙基教授當即回信表示歡迎。 1957年，茅老代表我國土力學會赴倫敦參加了第四屆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為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
在國內學術界，學術成果與學術思想的互相交流與討論，是促進新技術普及與提高的重要關鍵。沒有學術交流就會阻礙新技術的普及工作；沒有學術討論就達不到活躍學術思想和互相啟發(fā)提高學術研究的目的。我國許多產業(yè)部門都設有產業(yè)學會并定期在產業(yè)內部召開一些學術會議，以交流和討論各該產業(yè)部門所需要解決的特殊學術間題，例如水利部的滲流與水力劈裂問題，鐵道部的路基翻漿和道碴陷槽問題等等，這是完全必要的。但對于各部門所共有的主要學術問題，則理應在跨地區(qū)、跨部門的全國性學術會議中進行交流積討論。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最廣泛的學術交流，從而減少個別部門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或門戶之見。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茅老極為重視跨部門的全國性學會工作，并經常囑咐我們必須努力爭取全國大多數(shù)巖土工程學者的支持，并尊重大多數(shù)同行的意見，才能做好土力學會的工作。
1962年，茅老主持在天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會議，并出版了論文選集。1966年夏季，在武昌召開了第二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因“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第二屆會議的論文選集未能出版，學會工作亦陷于停頓。
“文革”后，中國土木工程學會于1979年恢復活動。當時茅老除擔任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的理事長外，還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全國科協(xié)副主席和北京市科協(xié)主席等重要職務，公務繁忙，無力再兼顧土力學學術方面的具體工作。因而從那時起，茅老委托黃文熙教授和我接任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的工作，并再三囑咐我們，要進一步團結各地區(qū)、各部門在土力基礎工程方面的廣大科技工作者，出版學報并擴大國內外的學術討論交流活動，以促進我國土力學科學技術的普及與提高。
在茅老的指導與支持下，中國土木工程學會于1979年成立了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分科學會，以鐵道科學研究院為掛靠單位，選舉黃文熙為第一屆理事長；同年，在杭州召開了第三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1983年，在武昌召開了第四屆全國學術會議；1986年在青島召開第二屆理事會，選舉盧肇鈞為第二屆理事長；1987年，在廈門召開了第五屆全國學術會議。以上幾次全國性會議均分別出版了會議論文選集。
除了每四年召開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以交流討論各部門、各地區(qū)的學術成果外，學會還成立了三個學術委員會。土工名詞學術委員會已編輯出版了《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名詞》，并正在組織編寫土工詞典。土工試驗儀器學術委員會為了改進和提高我國的土工儀器設備，組織各有關單位每年進行土工儀器設備方面的學術討論交流。地基處理學術委員會針對我國各部門、各地區(qū)處理復雜地基的需要，組織各方面專家編寫出版了《地基處理手冊》，并定期召開地基處理經驗的交流討論會。對于土力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土的抗剪強度和土的動力性質等，則與水利學會和力學學會聯(lián)合召開了多次專題學術討論會。
在國際學術活動方面，我國土力學會對第十屆國際土力學會議（1981年·瑞典）、第十一屆國際會議（1985年·美國）和第十二屆國際會議（1989年·巴西）均曾推薦了我國論文多篇并分別組織十至二十人的代表團前往參加。應國際學會的建議，我國土力學會于1988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國際區(qū)域性土工程問題學術會議”，有二十多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來我國參加這項學術交流與討論。
從這些大量的學術交流資料中可以看出，幾十年來，我國的土力學與基礎工程科學技術有了顯著的發(fā)展與提高。有不少理論研究和科研成果與西方國家的研究成果相比并不遜色。在試驗設備和施工機械方面雖然不如西方國家的設備精良，但有些技術發(fā)展卻具有我國的優(yōu)點與特色。
在上部結構、基礎和地基三者中，地基對結構物質量的影響具有關鍵作用。據(jù)調查統(tǒng)計，世界各國各種土建水利工程事故中，以地基問題處理不當引起的最多。而且，因地基問題造成的事故一旦發(fā)生，輕者影響使用，重者危及生命財產的安全，補救比較困難，補救工程費用很大。因此，土力學及基礎工程的學術活動與研究工作，在我國各個產業(yè)部門普遍受到重視。建設部、水電部、鐵道部、交通部、冶金部及中國科學院均設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及學會以促進巖土工程技術的普及與提高。我國土力學與基礎工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當然是上述各部門領導重視和全國科學技術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但幾十年來，我國土力學界的科技工作者長期進行跨地區(qū)、跨部門的學術交流討論，而且團結合作共同形成的良好學風，則是與茅老的長期領導、關懷分不開的，他對我國這一科學技術的開拓和發(fā)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作為茅老的學生和助手，對他那種學識淵博而又虛懷若谷的一代大師的高尚品德，我將永志不忘。
（作者系鐵道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土力學及基拙工程分科學會理事長）
